山路十八湾

植根于时代性和人民性的滋养——浅谈电影《山路十八湾》现代性艺术实践史发竹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脱贫攻坚早已在全中国吹响了战斗号角，2020年，脱贫攻坚在全国胜利拉下序幕。与此同时，宜昌市知名编剧杜鸿和知名导演凌雪松作为时代的记录者和文化的诠释者，创作了一部以精准扶贫为题材的电影《山路十八湾》，该片于2020年1月9日在五峰湾潭镇红旗坪村开机拍摄，10月底完成国家审片并发放公映许可证。2021年1月8日正式上映。

《山路十八湾》以宜昌精准扶贫先进典型、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国税局干部肖曙光为真实原型人物，以他的事迹改编而成。电影讲述了一位敬业奉献的扶贫第一书记（冯曙光）来到偏远贫困的十八湾村，历经层层困难将村民带上致富之路的故事。《山路十八湾》以丰富的影像书写了新时代农村（十八湾村）的沧桑巨变，书写了扶贫工作的艰辛和扶贫者的牺牲付出，艺术地诠释了文艺的时代性与人民性，凸显了人民公仆为人民这一文艺主题。1

电影故事作为文艺的载体，采取与观众融通的话语方式，以“情感共振”的方式凝聚观众共识，形成“美美与共”的影视传播生态。电影《山路十八湾》由平凡人讲述发生在底层的平凡故事。《山路十八湾》把叙事空间缩小到十八湾村，把叙事对象限定在冯曙光、覃雯、李力、陈贤惠、宗银、田吉祥、刘永真、刘希望、红梅、赵捡宝、张红箭等人身上。整个剧情围绕十八湾村脱贫这一话题，涵盖了矛盾与冲突中“人性”这一主题。因村干部不作为，引出农村干群关系的矛盾所在。十八湾村的村支书向继怀在不听取群众意见的情况下公报私仇，无理由摘取异己者张红箭贫困户的帽子，以泄张红箭举报向继怀徇私之愤。这里凸显的不只是扶贫工作中的不务实概况，还有村干部的能力问题、素质问题和工作作风问题。这些都源于剧作家杜鸿深入山区体验生活，抓住了生活本质，从老百姓的视觉出发，写出了熟悉中的陌生化，让观众在不经意间感受触目惊心的同时又被深深地折服。

当扶贫第一书记冯曙光来到十八湾村，时值雪天，车子打滑，汽车无法行驶。冯曙光巧遇刘希望，并在刘希望的帮助下，车子才得以继续前行。然后，冯曙光又偶遇长社嫂。长社嫂背篼里的鸡因树枝上的雪落下来击中鸡头，五只鸡全部从背篼里飞了出来。长社嫂慌忙在路旁寻找跑了的鸡，一只鸡慌不择路飞到冯曙光的车子前。冯曙光见状，连忙停车。长社嫂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一屁股倒在冯曙光的车前并敲诈冯曙光。冯曙光掏出500元买了长社嫂五只鸡，刘希望见状，仗义执言：“丢人！”。这里，刘希望和长社嫂这两个人物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个热心助人，一个敲诈勒索。很符合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不同类人。影片中的人名也值得观众细细思索，刘希望不正是给大家带来希望的那类人吗？这是后话，刘希望最后带领村民种植金银花脱贫致富。而长社嫂呢，也正是现实生活中那种唯恐天下不乱、唯利是图、搬弄是非的长舌女流之辈。在贫困的乡村，难免会有此类人。长社嫂作为影片中的配角，剧作家有意将影片中的人名寓意化，蕴含着另一主旨：既便于观众消化剧情，又为影片的艺术底板增添了更为真实的矛盾冲突和写意色彩。

剧情一开始所展现的画面就让观众觉得十八湾村是一个比较棘手的贫困村。一来村干部不作为，再则部分村民素质低。当扶贫第一书记冯曙光只身一人来到十八湾村时，挨了严重处分的村支书向纪怀和村委一班人非但没有出来迎接，反而在家里弄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和村委一班人推杯换盏，谋划着给冯曙光一个下马威。这里不难看出十八湾村的村风不正，村支书向继怀受过严重处分还不思悔改。这样三观不正的人怎么能够带动老百姓发家致富呢？剧情开始便为整个剧情设下了悬念。杜鸿先生的小说耐看，他创作的直抵生活真实可信的影视情节也是环环紧扣、夺人眼球、引人入胜的。扶贫攻坚的路上，需要基层干部的大力支持和相互配合，需要村委一班人的团队力量。帮扶的不只是贫穷，还有心智。村干部不力，村干部一盘散沙，老百姓一团乱麻，这样无疑会给扶贫工作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不仅如此，村支书向继怀还煽动长社嫂，无中生有地在十八湾村散布冯曙光和支委陈贤惠之间的谣言，意在让唯一支持冯曙光工作的支委陈贤惠在谣言中知难而退，让无辜的冯曙光面临调查，使得扶贫工作再遭阻力。当上面的领导到十八湾村视察工作时，向继怀又煽动长社嫂说领导是来调查冯曙光的。看到这里，观众的心越发揪紧，不知不觉便感受到了扶贫第一书记冯曙光所面临的诸多困难。

影片中的主人公冯曙光作为扶贫第一书记，他在十八湾村面临的难题超出了观众的想象。按照正常的逻辑思维，冯曙光作为上级派来的扶贫第一书记，他第一次来到十八湾村，理应受到十八湾村村民和干部的热烈欢迎才是。村支书向继怀对他的不理不睬甚至谋划给他一个下马威，确实令人费解。向继怀作为一名村支书形象，完全颠覆了人们的认知，打破了基于观众正常的审美期待产生的固有印象。作为与向继怀对立的冯曙光，面对扶贫工作中的诸多困难，面对组织的调查，他这么说：“作为第一书记，我执行市县春季攻势安排的任务，在现任书记不履职、不配合的情况下，带领村两委班子开展工作。我认为，我没有做错，并且随时可以接受组织的调查。但是，我有个请求，脱贫攻坚，箭在弦上，组织调查不能耽误扶贫工作。”看到这里，一种全新的审美体验油然而生。这里，不仅将扶贫工作中比较尖锐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电影化处理，而且将十八湾村的真实社会事件也放进了电影里，在观众眼里，随着剧情的发展，冯曙光的形象也愈来愈高大。因此，《山路十八湾》呈现的是扶贫工作中的诸多现实问题，扶贫第一书记的迎难而上，体现了扶贫干部的责任与担当。第一书记冯曙光说的话，是众多扶贫书记的心声。越是困难重重，越要勇往直前。这种注重品质和品格的影视表达，符合观众去探索中国故事的审美追求和文艺坚守，而且真实可信。扶贫路上的艰辛，扶贫第一书记的坚守，实现了该片在主题层面的升华，小我蕴藏大爱，凡人也能成英雄。让观众顺畅地走进了扶贫者的内心世界，触摸到扶贫工作者内心深处的大爱，从而引发观众和主人公之间的精神共鸣。2

中国电影已经走过了116年的发展历程，第一部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电影《定军山》1905年一经问世，便有了独一无二的显赫位置。《定军山》取材于《三国演义》第70和71回，讲的是三国时期蜀魏用兵的故事，那是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无论是历史题材还是现实题材的影视作品，总有它特定的时代意义。大凡有价值意义的影视作品都是反映现实、观照现实，并且解决现实问题的。现实主义精神是贯穿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要义，电影始终伴随现实步履，洞察时代脉动，拥抱时代变革，并以“精神的号角”引领时代。观众一致认为电影《山路十八湾》里的扶贫第一书记冯曙光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引领者。他的“精神的号角”是在扶贫路上不畏艰难、不言放弃、勇往直前，他的目标是引领十八湾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而他随身携带在包里的那一把红军号，也是他前进路上的精神动力。这把红军号多次出现在屏幕上，并始终贯穿整个剧情。红军号于我们每一个观众都不陌生，解放前夕，红军号作为一种士气，鼓舞着抗日将士们英勇杀敌。一声号角发动千军万马，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在社会主义日益发达的今天，脱贫攻坚作为一项战斗任务在全中国打响了，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是任务更是目标，影片中的红军号实际上代表了红色文化和革命信仰。

社会是宏观的大家庭，囊括城乡。中国电影常常以城乡故事、以工农业故事、以社会现实百态为原型，通过城乡变革中的思想意志，捕捉新时代下的城乡巨变，以及巨变中的时代精神闪光点。一方面，电影中的城市或农村能够折射出国家社会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时代的风云变幻又推动了城市或农村的戏剧性发展。电影《山路十八湾》是以乡村书写社会，从十八湾村的影视艺术视角出发，让观众恍若看到千千万万个十八湾村所蕴藉的时代风貌与精神力量。十八湾村也代表千千万万的贫困乡村，十八湾村的困境是千千万万贫困乡村的缩影。要想改变十八湾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得从根本上解决贫穷问题。

十八湾村土地肥沃，农作物产量较之其他地方更胜一筹，但这些农作物却没有销路，成不了钱。村民刘希望的父亲刘永真本来是一个焗匠师傅，因为没钱看病卧倒在床，刘希望漂亮的妻子红梅为了给儿子军军挣学费，不得不外出打工。村里人都说红梅跑了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刘希望自暴自弃，也成了被帮扶的贫困对象。刘希望的老舅张红箭多次找刘希望要妹妹红梅，这两郎舅因为红梅外出未归，矛盾日益加重。最后这两郎舅将矛头转向货车司机赵捡宝，并三番五次去货车司机赵捡宝家里，逼赵捡宝交出曾经搭他车外出打工的红梅。赵捡宝无奈之下为避风头，只得连夜悄悄地离开村子。张红箭本来仗义有特长，有板凳龙团队。因为贫穷，所以自暴自弃。面对这一大堆大堆的问题，冯曙光逐个逐个地解决。他联系城里那一班朋友到十八湾村进行实地考察，冯曙光的朋友赵总答应投资种植大棚蔬菜，蔬菜直接与赵总对接；冯曙光个人掏钱帮刘永真看好了病，并鼓励他开农家乐；他亲自为张红箭买风湿膏药，鼓励张红箭将板凳龙发扬光大；冯曙光告诫刘希望：必须脱贫致富，红梅才有回来来的可能性。金银花种植刘希望有经验，带领村民种植金银花是刘希望最好的最好的选择。冯曙光明白：要想改变十八湾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整合这些优质资源，利用优势互补，手艺最强的刘家建立农家乐联盟，创建农家乐联盟合作社。民宿最佳的赵家和山鸡最好的长社家必须一条心联盟，唯有如此，才能将十八湾村的乡村旅游带动起来。于是，冯曙光马不停蹄地向上级组织提交了金银花扶持、蔬菜大棚以及发展乡村旅游的100万元报告申请。上级党组会议经过认真审核，批准了冯曙光的申请。看到这里，观众的心不由得雀跃起来。影片最大限度地凸显了脱贫攻坚这一主题中所囊括的旅游、民俗、打工等民生大事。浓缩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历程，避免了照本宣科为政策背书的单调与枯燥。让观众跟随角色的眼睛，见证十八湾村的巨大变化。逐步完善了影视作品中不可或缺的“反映现实问题、观照现实问题，并解决现实问题”三个步骤。3

“人民性”在文艺策略中最具核心号召力量。主要体现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二为方向。”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话语中出现国民性批判、启蒙人民性，在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则变为“民间”概念，在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中又以“底层”提出话题。电影《山路十八湾》，同样是由平凡人讲述发生在底层乡村的平凡故事。电影将叙事重心放在扶贫第一书记冯曙光身上，借此凸显个人小我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山路十八湾》中的冯曙光多次登场，与老百姓同甘苦共患难，给抗美援朝老兵田吉祥剃头换衣，相谈甚欢。并与田吉祥所说的那句话产生强烈的共鸣：“当年打仗时，再大的困难，都要勇往直前！不能退缩！退缩了，就会有更多人牺牲。”电影将叙事重心放在冯曙光与田吉祥老人的交谈中，借此凸显个人小我为祖国做出的巨大贡献。

《山路十八湾》始终践行“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的艺术准则，以民生乡情为蓝本，展现十八湾村的新气象。冯曙光与田吉祥重温入党誓词的画面，让观众的心戚戚然。作为一名抗美援朝的老兵，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过，想不到老来却住在危房里。后来，国家给田吉祥的老伴和养女兴建了一栋新房，可惜田吉祥老人却看不见了。倘若老人在天有灵，也一定会感到欣慰吧。这些看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观众依然可以从这些小事中体会到冯曙光热心肠背后有党和国家惠百姓、保民生大政方针的支撑，惠民之心早已根植于冯曙光心中。

影视作品最初仍归属于整个传统关系，即表现在崇拜仪式中。影视作品一旦不再具有任何仪式的功能，就会逝去它的“灵光”，这一点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总而言之，“真实”影视作品的独一性价值是筑基于仪式之上，而原有的使用价值也表现在仪式中。想象自然事物的“灵光”，可以定义为遥远之物的独一显现，虽远，犹如近在眼前。揭开事物的面纱，破坏其中的“灵光”，这就是新时代感受性的特点，这种感受性具有如此“世物皆同的感觉”。淳朴的民俗乡风在电影《山路十八湾》里多次呈现，当刘希望的儿子军军抱着一只公积走丢后，村民们个个出动寻找，最后居然是与刘希望有过节的赵捡宝夫妇找到的军军。这种互帮互助与不计前嫌，只有在特定的事物上才得以彰显。再看，抗美援朝老兵田吉祥去世后，村民们个个前来吊孝，田吉祥的养女一一还礼。这个镜头让很多观众似曾相识，即便自己没经历过，但也见到过，实际上也是一种孝文化的传承。张红箭率领他的板凳龙团队为逝者守灵的那个场景无不让观众动容。板凳龙作为一种民间文化（或者民俗文化）在很多地方已经失传了，能在电影《山路十万湾》里出现，也是难能可贵的。

电影《山路十八湾》叙事风格真实，叙事语言凝练且乡味十足，叙事视觉接地气。既满足了老百姓的叙事诉求又为时代立了传，为国家画了像，为脱贫攻坚的胜利喝彩点赞，相信观众也是期待这样的好电影的。该片对于地方语言的运用以及现代化的人物设置，较好地加强了时代感和现实感。当村支书向继怀听说扶贫第一书记冯曙光来到十八湾村时，他嘴里说：“个咂，寒天动地的，星期天也不能好好休息。”当冯曙光来到村委会征求大家意见，是否开会时，向继怀嘴里冷哼着：“个咂，莫问我。”当上面来人调查冯曙光时，向纪怀又是那句：“个咂，再狠，也总是有人管。”向继怀在不同境况下的几个“个咂”，将他的地痞性表现得淋漓尽致，向继怀哪里具备一个村支书的形象和风度？他对村工作的漠视，对上级派来第一书记的排斥和无视，他对冯曙光面临调查时的幸灾乐祸，通过地方方言“个咂”，一名不折不扣不作为的村支书形象跃然出现在屏幕上。

这部由宜昌导演凌雪松倾心打造的电影《山路十八湾》一上映就好评如潮，感动了无数观众。无论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还是为艺术而生的文化人，看了这部电影后，都会情不自禁地想到电影之外的诸多问题。该片较好的调和了时代与人民的配比，以及带着“现实中”的人物设计，拍摄取材于大众熟悉的五峰山区，工作人员冒着严寒，顶着疫情，扛着担当和使命进行拍摄。这样的影视作品有助于受众的理解和认可。该电影倚重对现实生活的熟悉，增添了对影片故事的理解和诠释。该片自觉继承经典现实主义文学的再现功能和典型功能，使其成为中国当代乡村社会的清晰镜像。主人公冯曙光是全国20万扶贫书记之一，冯曙光的形象演绎得入木三分，他对老百姓关心坚定的眼神，折服了影院中无数的观众。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为民担当的情怀和使命，拥有克难攻坚的牺牲和奉献精神，才会有今天的小康生活水平。还有那些恰到好处的台词，比如入党誓词：“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这些台词十分隽永，为影片添色不少，成为经典中的经典。

电影《山路十八湾》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亮点，那就是整部影片的板壁色——以灰黄色为主调，朴拙中透着坚实，像极了乡下人的性格，也像极了十八湾村人的性格。板壁色，是影片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早已退出历史舞台的土墙，土墙远去了，甚至只能在老照片和电影里才能找到它的影子。但是，土墙却永远根植在记忆的最深处。土墙在记录快乐的同时，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酸甜苦辣，它是老农们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的一道亮丽风景，饱含了太多的汗水，承载着太多美好的憧憬。因此，电影《山路十八湾》里的主色调——板壁色给该片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思考意蕴和探索空间。板壁色让观众自然而然地想起土墙和土地，土地是一种原始存在，她是大地的母亲，是孕育万物的生命之源。土墙则是一种创造性的存在，它可以遮风避雨，因此就具有了一种牺牲精神、斗争精神和开创精神。土地和土墙的存在，皆是一种根性精神的存在。在脱贫攻坚这场战争中，需要这种根性的鼓舞。当然，影片中田吉祥家摇摇欲坠的土墙屋给观众的则是另一番人性的思考了，随时随地提醒着诸如向继怀这样的村干部不要忘了根本。影片中无声的色调带给观众很多意想不到的思考，这一点非常宝贵。正好应验了电影导演李安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我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显现我们未知的部分。”

最后，笔者引用中国文艺评论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联理论评论中心主任袁正领先生对杜鸿的电影评价为结尾：“这是一部把鲜活滚烫的事件性生活与新时代脉搏艺术而生动地融合之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转化为记录时代、讴歌扶贫工作和脱贫主体中国贫困人口自我崛起的艺术精品。”

史发竹（女）祖籍重庆巫山，三峡移民，现居湖北当阳，当阳市作协理事，宜昌市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在全国多家刊物发表小说、散文、诗歌和书评六十多万字。有出版文集《鲜活的竹》和评论集《竹之呓语》。个人的座右铭是：用真诚的心待人，用感恩的心做事，用手中的笔书写多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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